光绪四年正月初一，当和田城头重新扬起龙旗时，66 岁的左宗棠却被一封急报惊出冷汗 —— 南疆竟隐匿着五千余名印度人，还混杂着英、阿拉伯势力。

"大帅，这些人不是商人那么简单！"

幕僚将缴获的测绘图拍在案上，"他们连白杨河的暗渡小道都标得清楚！"

左宗棠摩挲着胡须沉默良久："英国盯着呢，动刀容易，可这烂摊子谁来收拾？"

当他最终写下处置密令时，连最亲近的部属都猜不透—— 这位抬棺出征的老将，究竟要用怎样的手段，既斩断英人暗线，又不落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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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正月初一，即1878 年 1 月 2 日，清军成功占领和田城。

至此，阿古柏匪帮在新疆长达十二年的盘踞局面被彻底终结，这片土地重新纳入清朝版图。

66 岁的左宗棠站在和田城头，望着飘扬的龙旗，紧绷多年的神经终于稍感放松。

但这份轻松并未持续太久，当天傍晚，一名骑兵快马加鞭送来紧急文书，报告在刚刚收复的南疆地区，发现大量外国人。

其中仅印度籍人员就有五千多人，还混杂着十几个英国人和阿拉伯人。

这个消息让左宗棠立即警觉起来。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突然出现如此数量的外国人，其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复杂的政治意图。

这些印度人为何会出现在新疆？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是单纯的商人、传教士，还是另有目的？

如何处理这些人，既关系到边疆稳定，又涉及国际关系，容不得半点疏忽。

要理解左宗棠此时面临的困境，必须先回顾收复新疆的艰难历程。

这场战争发生在晚清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

1865 年，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新疆内乱，率领武装力量入侵，在南疆建立了 “哲德沙尔汗国”。

阿古柏看准当时清朝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西北防务空虚，于是抓住机会扩张势力。

与此同时，沙俄也趁机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

短短几年间，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几乎完全脱离清朝控制。

面对新疆危机，朝廷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 主张放弃新疆。

他们认为，新疆地处偏远，土地贫瘠，收复和治理成本太高。

与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西北，不如将资源集中用于海防建设，抵御来自海上的威胁。

李鸿章在奏折中直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收复新疆，徒然增加朝廷负担。”

但左宗棠坚决反对这种观点。

他深知新疆的战略重要性，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新疆与蒙古互为表里，新疆不保，则蒙古不安；蒙古若失，京师将直接暴露于外敌之下。朝廷必须重视新疆，绝不能轻易放弃。”

左宗棠的观点虽然有理有据，但在当时朝廷财政紧张、军事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

经过数月激烈争论，朝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于1875 年 5 月 3 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

接到任命时，左宗棠已经63 岁。

在那个年代，这个年龄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

但左宗棠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开始筹备出征事宜。

为了表达收复新疆的决心，他甚至让人特制了一口棺材，随军携带。

这并不是作秀，而是左宗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心里清楚，此次出征困难重重。

从内地到新疆路途遥远，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

当时的运输条件有限，从甘肃运送一石粮食到新疆，运费就要几十两银子，成本高得惊人。

而且军饷严重不足，武器装备也需要更新，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为了筹集军费，左宗棠想尽了办法。

他先是向朝廷申请拨款，但国库空虚，能拨出的款项十分有限。

无奈之下，他只能向外国银行借款，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有人指责他这是卖国行为，左宗棠回应道：“现在不借洋债，就没钱打仗；打不了仗，新疆就收不回来；新疆收不回来，才是真正的卖国。我左宗棠愿意背负骂名，只要能收复新疆。”

在战略上，左宗棠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 的方针。

“缓进” 就是在出征前做好充分准备，包括筹集粮草、训练军队、购置武器等；“急战” 则是一旦开战，就要速战速决，不给敌人喘息之机。

1876 年 4 月 7 日，左宗棠抵达甘肃肃州（今酒泉），在这里设立了西征大本营。

尽管年事已高，头发胡须早已花白，但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亲自部署作战计划，指挥各路人马入疆作战。

每一场战役，他都详细了解战况，及时调整战略，就像年轻时指挥湘军作战一样认真负责。

1876 年初夏，肃州大营里弥漫着紧张气氛。

左宗棠戴着老花镜，反复查看标着密密麻麻记号的新疆地图，手指关节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刘锦棠站在一旁，看着主帅鬓角新添的白发，知道这场仗不容有失。

"毅斋（刘锦棠字），古牧地这仗，你打算怎么打？" 左宗棠突然开口。

刘锦棠挺直腰板："回大帅，末将已派人摸查半月，敌军在大道设了三道防线，兵力集中在城墙附近。但城西有条通白杨河的小路，虽说难走些，却能绕开正面防御。"

左宗棠摘下眼镜擦拭镜片："小路行军困难，粮草辎重怎么办？"

"末将打算轻装简行，只带三日干粮，炮队走大道佯攻吸引火力。只要能摸到城墙下，咱们的后膛炮就能发挥威力。"

两人又商议了两个时辰，敲定了战术细节。

离开大营时，刘锦棠抬头望着西北方向的天空，心里默默盘算：八月十七是朔日，月黑风高，正是突袭的好时机。

8 月 15 日，刘锦棠部开始向古牧地进发。

两万余名清军分成两路，主力部队背着装满火药的牛皮袋，踩着碎石小路艰难前行。

行伍里有个叫王三的甘肃兵，背着二十斤重的火铳，脚上的麻鞋磨破了好几双。

"这路比老家的山路还难走。" 他小声嘟囔，身旁的老兵张四虎瞪他一眼："闭上嘴，想活命就别出声。"

阿古柏在古牧地的守将叫爱伊德尔胡里，此时正坐在城楼上喝酒。

副官来报说清军在大道集结，他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左宗棠就会耍这些虚招，上次在哈密也是佯攻，让兄弟们都警醒些，别中了诡计。"

8 月 17 日凌晨三点，刘锦棠站在白杨河畔的土坡上，借着微弱星光观察城墙轮廓。

"传令下去，各营准备火炮，先轰西北角。" 他压低声音对传令兵说。

身旁的炮兵管带有些犹豫："大人，西北墙根基厚实，怕是..."

刘锦棠打断他："就轰那里，阿古柏的人肯定想不到。"

第一发炮弹炸开时，爱伊德尔胡里正在打盹。

"什么声音？" 他猛地站起来，还没等反应过来，接连十几声巨响震得城楼直晃。

城墙砖石飞溅，守兵们连滚带爬地往掩体跑。

"快！组织反击！" 爱伊德尔胡里喊道，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慌乱。

清军的德制克虏伯后膛炮确实威力惊人，第三轮齐射后，西北角城墙出现了丈余宽的缺口。

刘锦棠拔出腰间佩刀："突击队，跟我上！"

两千名手持抬枪的士兵呐喊着冲向缺口，子弹打在城墙残垣上溅起火星。

城墙上的守军开始疯狂射击，王三感觉身边的战友突然倒下去，温热的血溅在他脸上。

他顾不上害怕，举起火铳朝着人影密集处扣动扳机。

混战中，他看见张四虎被长矛刺穿腹部，却还死死抱住一个敌人滚下城墙。

爱伊德尔胡里带着亲卫队试图堵截缺口，却被清军的排枪压制。

"撤！往城里退！" 他边喊边转身，马蹄扬起的尘土模糊了视线。

当他逃到城中心的清真寺时，身边只剩不到百人。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二十六个小时。

天亮后，刘锦棠站在残破的城墙上，看着满地狼藉。

统计伤亡时，参军报上来的数字让他心里一沉：清军阵亡437 人，伤 189 人，而阿古柏守军除少数被俘外，几乎全部战死。

更让刘锦棠意外的是，攻下古牧地的第二天，乌鲁木齐竟不战而得。

原来阿古柏得知古牧地失守，急忙抽调乌鲁木齐守军增援，结果城里只剩老弱病残。

8 月 18 日清晨，清军列队进入这座空城时，街道上还留着匆忙撤离的痕迹，散落的面饼和衣物无人收拾。

消息传到肃州大营，左宗棠沉默良久，提笔写下："此役非独军事之胜，实乃民心之胜。"

后来，当地百姓自发在六道湾山梁修建炮台，取名"一炮成功"。

虽然实际战斗中发射了数十发炮弹，但这个名字，确实记住了清军将士用智慧和勇气夺回国土的壮举。

这场胜利，让原本对收复新疆心存疑虑的人看到了希望，也让阿古柏苦心经营的防线出现了致命缺口。

拿下北疆之后，左宗棠并没有急于下令军队南下。

他在营帐里反复查看南疆的地图，手指在喀什噶尔、叶尔羌这些地名上来回摩挲。

帐外寒风呼啸，吹得牛皮帐篷哗啦作响，左宗棠心里清楚，真正难啃的骨头还在后头。

南疆的情况比北疆复杂太多。

这里群山环绕，沙漠戈壁交错，有些地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当地住着维吾尔、回、蒙古等多个民族，语言不通，习俗各异。

阿古柏在这经营了十二年，不光修了不少坚固的堡垒，还养着上万装备洋枪的军队。

更麻烦的是，当地百姓被阿古柏的人欺压久了，对清军到底是敌是友，心里还存着疑虑。

左宗棠把刘锦棠叫到帐中商议。

刘锦棠是湘军名将，打仗向来勇猛，但这次左宗棠反复叮嘱："此次南征，军纪比枪炮还重要。阿古柏的人是恶贼，但跟着他们的老百姓大多是被逼的。只要肯放下武器，愿意帮咱们，就一律好生对待。"

他拍着刘锦棠的肩膀说："咱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杀人的。"

1877 年 4 月 14 日清晨，休整了大半年的清军主力开始向南进发。

队伍里新兵不少，刘锦棠担心有人不懂规矩，每天扎营后都要集合训话："谁要是敢抢老百姓的东西，欺负妇孺，军法处置！"

有些老兵嘟囔："以前打仗哪有这么多讲究？" 刘锦棠板着脸说："以前是以前，现在咱们要在这扎根，就得让老百姓信得过。"

大军路过吐鲁番时，几个维吾尔族牧民主动找到清军，说愿意带路。

领头的老汉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阿古柏的人抢我们粮食，杀我们族人。你们要是能赶走他们，我们给你们当眼睛、当耳朵。"

刘锦棠赶紧让人拿来干粮和水招待他们，还特意叮嘱士兵："这些老乡以后就是咱们兄弟。"

到了库尔勒，遇到了大麻烦。

白彦虎带着人掘开了开都河，河水漫得到处都是，根本没法过河。

刘锦棠急得在河边直跺脚，正发愁时，几个蒙古族牧民悄悄找到清军，说知道有条小路能绕到上游浅滩。

原来这些牧民世代在这放牧，对河道了如指掌。

他们带着清军走了十几里山路，终于顺利过河。

进了库尔勒城，才发现城里早就空了。

白彦虎临走前把能烧的烧了，能毁的毁了，一粒粮食都没留下。

士兵们饿着肚子在城里打转，这时几个维吾尔族老人颤颤巍巍地过来，用手势比划着，示意愿意带他们去找粮食。

原来白彦虎把粮食藏在城外的地窖里，这些老人偷偷记下了位置。

等清军找到粮食时，发现足足有上千石。

消息传开，南疆各地百姓都知道清军是来做好事的。

等刘锦棠的军队到阿克苏时，城门早早打开，百姓们端着茶水、馕饼在路边等着。

有个年轻人用汉语说："白彦虎让我们守城，我们才不干！你们来了，我们总算能过上安生日子了。"

阿古柏在库尔勒听说这些事，急得整夜睡不着觉。

他的军队越打越少，手下的人也开始人心惶惶。

1877 年 5 月 29 日那天，阿古柏突然死了。

有人说他是喝了毒药，也有人说他是被亲信下毒。

不管怎么说，这个祸害了新疆十二年的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阿古柏一死，他的几个儿子还想继续抵抗，但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

刘锦棠带着军队一路西进，12 月中旬接连攻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

那些跟着阿古柏作恶的头目，有的被活捉，有的慌慌张张逃到俄国去了。

1878 年 1 月 2 日，清军拿下和田。

至此，新疆全境终于光复。

左宗棠在兰州接到战报时，眼眶都红了。

这些年为了收复新疆，他殚精竭虑，头发白了大半，如今总算是不辱使命。

可还没等他高兴几天，前线送来的一份报告让他脸色大变。

清军在南疆各地发现了五千多印度人，还有十几个英国人和阿拉伯人。

左宗棠拿着报告，眉头拧成了疙瘩：这些人从哪来的？在新疆都干了些什么？

经过调查，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原来阿古柏入侵新疆时，背后一直有英国人支持。

这些印度人打着商人、工匠的幌子，实际上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有的给阿古柏军队当教官，教他们用洋枪洋炮；有的到处测绘地图，收集情报；还有的帮着阿古柏和英国人联络。

左宗棠把几位幕僚叫到一起商量对策。

有人说："这些人都是英国派来的，干脆都抓起来，省得留后患。"

也有人反对："英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咱们刚打完仗，实在经不起再和他们起冲突。"

左宗棠在屋里来回踱步，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他心里清楚，这些印度人不能留。

他们对新疆的情况太熟悉了，万一英国人再搞什么阴谋，这些人就是现成的帮手。

可要是处理不好，英国人肯定会借题发挥，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那段时间，左宗棠经常整夜睡不着觉。

他反复权衡利弊，既要保证新疆的安全，又不能给英国人借口。

这个以果断著称的老将军，头一次觉得这么难下决定。

他知道，这次处理得好不好，不光关系到这五千多印度人的命运，更关系到新疆未来的稳定。

与此同时，英国方面的动作已经开始显现。

威妥玛等英国官员密切关注着新疆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对这些印度人的处置结果。任何处理上的疏漏，都可能成为英国施压的借口。

左宗棠明白，这个决定将直接影响到新疆未来的稳定，甚至关系到整个西北边防的安全格局。

他需要制定一个既能彻底解决安全隐患，又能在外交上站得住脚的方案。

经过连日的深思熟虑，当左宗棠将他的最终决定写在那份密令上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看似温和的处置方案，竟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引发如此出人意料的连锁反应......

左宗棠在案前铺开宣纸，砚台里的墨锭被磨得泛起细泡。

帐外传来巡夜士兵的甲叶碰撞声，他抬手按住跳动的太阳穴，指尖沾着的墨汁在纸角洇出个小团。

“把翻译官叫来。” 他对侍立的亲兵说。

片刻后，曾在广州十三行做过通事的周明远掀帘而入。

此人通英语、印地语，去年随采办洋枪的队伍入了左宗棠幕府。

“这些印度人里，可有会说汉话或波斯语的？” 左宗棠的声音带着彻夜未眠的沙哑。

“回大帅，审讯时录了口供，约有三成能说些波斯语，多是旁遮普来的商贩，还有些自称是克什米尔的工匠。” 周明远将一册簿子递上，“有七个能写简单汉字，据说是跟着新疆本地商户学的。”

左宗棠翻到其中一页，见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卖布”“修锅” 等字，笔尖在纸页上顿了顿：“你去拟几道告示，用汉、回、英三种文字写。”

他口述内容时，周明远的笔在纸上疾走：凡在南疆居住的外国侨民，三日内需到当地清军大营登记，注明籍贯、职业、居留时长，以及是否持有本国官方文书。

登记后需每日到指定的商栈报到，不得擅自离开城镇。

“还有，” 左宗棠补充道，“让各营清点库存的粮食，按人头给这些登记的印度人发七日口粮，要粗粮，够填肚子就行。”

周明远停笔抬头：“大帅，这样会不会显得咱们太过纵容？”

“纵容？” 左宗棠将密令草稿折成四叠，“你去查他们的行囊，那些测绘图上的标记，笔尖都带着沙粒，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画出来的。

但眼下，咱们手里没凭没据。”

他起身走到悬挂的新疆舆图前，手指点在叶尔羌河畔：“去年克虏伯炮队运到哈密时，英吉利领事馆派人来问，咱们只说是‘防贼’。

如今这些人，咱们也当他们是‘侨民’。”

三日后的叶尔羌城大寺前，晒谷场被临时圈了起来。

清军士兵荷枪而立，枪上的刺刀在戈壁阳光下闪着冷光。

五千多印度人排成长队，大多穿着磨破的棉布长袍，有人怀里抱着孩子，孩子的脸蛋上沾着尘土结成的壳。

负责登记的是参将赵德山，他把周明远写的告示贴在土墙上，让通事逐句喊出来。

排在队首的印度人叫阿米尔，原是拉合尔的银匠，三年前被英国人以“招工” 名义带到喀什。

“姓名？” 赵德山手里的毛笔浸在砚台里，溅出的墨点落在粗麻账册上。

“阿米尔・汗。” 周明远在旁翻译。

“职业？”

“银匠。” 阿米尔的手指绞着衣襟，他行囊里那套打银工具前几日被清军搜走，此刻正堆在不远处的空地上。

赵德山抬头打量他：“会画地图？”

阿米尔猛地抬头，喉结动了动没出声。

周明远把话重复一遍，他才慌忙摆手：“只会打镯子，不会画那个。”

登记持续了整整两天。

有十几个印度人试图逃跑，被巡逻队按在沙窝里拖回来，脸上还沾着骆驼刺的尖刺。

赵德山让人把这些人单独关在废弃的马厩，每日只给少量水和馕。

“大帅有令，” 他对看守的士兵说，“饿不着就行，别让他们冻死。”

左宗棠收到各城送来的登记册时，正对着沙盘推演北疆防务。

他让幕僚把名册按职业分类，发现其中“商贩” 占了六成，“工匠” 两成，剩下的两成说不清职业，只在籍贯栏写着 “德里”“孟买” 等大城市。

“把那些说不清职业的，再审一遍。” 他用红笔在名册边缘画了圈。

喀什噶尔的审讯室里，参将刘厚基让士兵给一个叫拉希姆的印度人松了绑。

此人前几日登记时说自己是“行脚僧”，却在搜身时查出一枚刻着英文的铜徽章。

“这是什么？” 刘厚基把徽章拍在桌上，上面 “英属印度测绘局” 的字样清晰可见。

拉希姆盯着地面，周明远翻译时，他的肩膀微微发抖：“是…… 是以前在德里做工时，老板给的。”

“做工需要测绘局的徽章？” 刘厚基示意士兵拿来纸笔，“你把白杨河的路线画出来，画得像，就少受些罪。”

拉希姆的手指在纸上抖了半天，画出的线条歪歪扭扭。

刘厚基让人把之前缴获的测绘图铺在旁边，两处的河道转弯处竟分毫不差。

这样的情况在各城都有发现。

左宗棠把这些人归为“可疑分子”，共三百二十六人，其余四千七百多人暂时按 “侨民” 处置。

“给英国领事馆发照会。” 他对文案房的人说，“就说查得一批无业外侨，按清律需遣返，让他们派人来认领。”

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汉森领事收到照会时，正在院子里修剪玫瑰。

他把信纸凑近阳光看了三遍，手指捏着信纸的边角微微发颤。

“这些该死的蠢货。” 他低声咒骂，去年冬天伦敦发来的密电还在抽屉里锁着 —— 让印度人混在商队里收集新疆地形，本是想等阿古柏站稳脚跟后，以此为据跟清廷谈条件。

领事馆的翻译官推门进来：“大人，那些印度人里，有二十多个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

汉森把玫瑰剪子扔在石桌上：“不能认。”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印度河至塔里木河的路线，“一旦承认他们是官方派来的，左宗棠就有理由扣人。”

三日后，英国领事馆的回函送到左宗棠案前。

信中说这些印度人都是“私自前往新疆的流民”，英国政府 “不便干预”，还暗示清廷应 “善待侨民，勿失大国体面”。

左宗棠看完信，把信纸揉成一团扔进炭盆。

火苗舔着纸团，发出细碎的噼啪声。

“看来他们是想让这些人烂在咱们手里。” 他对身旁的刘锦棠说。

刘锦棠正擦拭着那把在古牧地缴获的土耳其弯刀：“那就按大帅之前的法子办。”

光绪四年正月十五，第一批遣返的印度人在和田城外集结。

共八百人，多是确实带着货物的商贩，他们的骆驼被清军集中看管，每头骆驼的驮袋上都贴了封条，上面写着“清国官封，过境查验”。

阿米尔也在其中，他的银匠工具被还给了他，只是那套打银模具被士兵用锤子砸扁了边角。

周明远宣读遣返条例时，他听得格外认真：沿叶尔羌河至克什米尔，沿途由清军护送，抵达边境后需向英国方面登记，不得再进入新疆。

“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塔克拉玛干沙漠那条路？” 一个商贩问，那是他们来时走的捷径。

“那条路不安全，” 周明远说，“上个月有商队遇到沙暴，全没了踪影。”

其实是左宗棠特意选了沿河岸的路线，每五十里就有清军驿站，既能防止他们中途逃跑，又能让沿途百姓看清“洋人是被送走的”。

护送队的队长是把总王奎，他给每个印度人发了个陶土水壶：“路上少喝水，过了阿克苏，河水就咸了。”

队伍出发时，阿米尔回头望了眼喀什噶尔的方向，那里有他三年前攒钱买下的小铺面，如今已被清军贴上了封条，上面写着“无主产业，充公”。

剩下的四千多印度人里，有两千多是工匠，其中铁匠、木匠占了大半。

左宗棠让人把这些人分到各城的官办作坊，给清军修理军械、打造农具。

乌鲁木齐的兵器坊里，印度铁匠伊卜拉欣正抡着锤子锻打马掌。

他身旁的清军铁匠王福根看他打出的马掌边缘不够规整，拿起锤子示范：“得这样，弧度再大些，不然马跑起来容易掉。”

伊卜拉欣跟着学了几日，打出的马掌渐渐像样。

王福根给他递过一块烤红薯：“你这手艺，在老家能混口饭吃，何必跑到这来？”

伊卜拉欣用生硬的汉话说：“英国人说，这里能挣到黄金。”

作坊里管饭，每日两顿粗粮，晚上睡在作坊旁的土坯房。

有个叫莎菲娅的印度妇女，原是德里的裁缝，被安排给清军缝补军装。

她教清军妇女用印度的刺绣针法，渐渐能说几句日常汉话。

那些被归为“可疑分子” 的三百多人，则被集中到吐鲁番的垦荒营。

这里有大片因战乱荒芜的田地，左宗棠让人给他们发了锄头和种子：“开春种麦子，秋天有收成，就给你们发路费回家。”

拉希姆握着锄头的手磨出了血泡，他以前在测绘局时从不用干这种活。

看守的士兵扔给他一块猪油：“抹在手上，能好些。”

光绪四年三月，南疆的雪化了，塔里木河的冰碴子顺着河道往下漂。

左宗棠让人把那些在作坊做工的印度工匠叫到地头，看清军士兵如何用坎儿井灌溉。

“你们看这水渠，” 周明远指着田埂下的暗渠，“阿古柏在时，这些井都淤塞了，现在清出来，能浇万亩地。”

伊卜拉欣看着水流顺着渠道渗入麦田，突然用波斯语对身旁的人说了句什么。

周明远翻译过来：“他说，这样的工程，在印度只有王公才能修。”

那些在吐鲁番垦荒的印度人，地里的麦苗已经长到半尺高。

拉希姆发现，只要肯下力气，看守的士兵就会多给半个馕。

有次他中暑倒在地里，醒来时发现头下枕着士兵的棉袄，旁边还放着一碗放了盐的米汤。

“别耍花样，” 看守的老兵说，“好好种地，秋天让你回家。”

英国领事馆的人来探视过两次，看到印度人有吃有住，没受虐待，回去后给伦敦发了封电报，说“清军对待侨民尚属人道”。

汉森领事私下里找过周明远，想把那三百多个“可疑分子” 弄出来，被周明远以 “正在调查” 挡了回去。

七月的南疆，麦田翻着金浪。

吐鲁番垦荒营的麦子收了两千多石，拉希姆的手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学会了用连枷打麦，还能听懂不少汉语俚语。

左宗棠让人按收成给印度人发路费，拉希姆领了二十文铜钱，被编入第三批遣返队伍。

出发前，他看着自己种的那片麦子被士兵收割，突然跪地磕了个头，周明远说他是在谢土地神。

那些工匠里，有三百多人提出想留下。

伊卜拉欣找到王福根，比划着说想娶个本地媳妇，在乌鲁木齐开铁匠铺。

王福根把这事报上去，左宗棠批了四个字：“准其归化”。

条件是：改穿汉服，学说汉话，不得与境外通信。

伊卜拉欣把自己的印度名字改成了“伊福”，取了个回族媳妇，就在兵器坊旁边开了家铁匠铺，专打农具。

莎菲娅也留了下来，她的刺绣在迪化城里很受欢迎，有人给她做媒，嫁了个在驿站赶车的汉族汉子。

她教出来的十几个本地妇女，后来都成了刺绣能手。

最后一批遣返的印度人在九月出发，共一千二百人。

护送队走到克什米尔边境时，英国方面派了个印度籍官员来接。

他点数人数时，发现少了七个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那七人是自愿留下的，” 护送的千总拿出文书，“都按规矩办了归化手续，有手印为证。”

那官员翻着文书，见上面盖着清廷的红印，又看了看远处正在田里劳作的伊福等人，只能在交接册上签了字。

左宗棠收到边境传来的消息时，正在兰州筹办织呢局。

他让人把那些印度人留下的工具登记造册，发现其中有不少打制火药的模具，便让人熔了重新打成农具。

“告诉各城，” 他对前来汇报的幕僚说，“以后但凡有外国人入境，需在官府登记，每月报一次行踪。”

幕僚点头时，看到案头那册登记册的最后一页，左宗棠用朱笔写着：“疆土安，则外患自消。”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把那行字映得格外清晰。

光绪五年开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到总理衙门，提起新疆的印度人处置事宜，说“清国应赔偿侨民损失”。

总理衙门的人拿出左宗棠送来的登记册和英国领事馆的回执，上面清楚写着“自愿遣返，无财物损失”，威妥玛只能悻悻而归。

而在南疆，伊福的铁匠铺生意越来越好，他打制的镰刀比本地铁匠的耐用，不少农民都愿意多花两文钱来买。

莎菲娅的刺绣铺里，开始有俄国商人来订货，她学会了用俄语讨价还价，只是在给孩子取名时，仍用了汉名“伊汉文”“莎汉英”。

左宗棠在光绪六年调任两江总督前，特意到乌鲁木齐查看。

他在伊福的铁匠铺前站了许久，看那个印度出身的铁匠抡着锤子，额头上的汗珠落在烧红的铁坯上，发出“滋啦” 的声响。

“手艺不错。” 左宗棠说。

伊福抬起头，放下锤子行了个抱拳礼，用生硬的汉话说：“谢大帅。”

左宗棠点点头，转身走向城墙。

那里新修的炮台正对着远方的沙漠，炮口锃亮，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城墙上的龙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旗角扫过墙砖上未干的石灰，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