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4年9月20日，大唐宫廷发生了一件打破传统的大事。唐高宗李治突然向天下宣布，他不再满足于“皇帝”这个称呼，从此以后，自己要改称“天皇”，而他的皇后武则天则晋升为“天后”。这一刻，大唐正式进入了“天皇天后”二圣共治的时代。

李治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兴起。当时他常受风疾困扰，处理繁重政务时感到力不从心。而武则天不仅与他感情深厚，更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自然成为了他理政的重要帮手。“天皇”与“天后”的并立，使得武则天能够更名正言顺地参与决策核心事务。

李治自幼在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的深切关爱中成长。太宗甚至亲自抚养这位幼子，出征高丽时，父子二人书信往来极为密切。太宗在一封流传后世的《两度帖》中写道：“两次收到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 意思是，两次收到宫廷文书，却没看到稚奴（李治小名）你的信，爸爸我担心得要死。这种充满温情的父子互动，塑造了李治的情感世界。

正是这种在爱中成长的经历，让李治深刻理解如何表达爱意。当他的孙子李重照满月时，李治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不仅为这个婴儿大赦天下、改元庆祝，甚至不顾大臣“于法无依”的劝谏，毅然册封尚在襁褓的皇孙为“皇太孙”。面对礼官的质疑，李治淡然却坚定地反问：“自我作古，可乎？”——由我开创这个先例，难道不可以吗？

面对长期以来制约皇权的士族门阀势力，李治与武则天共同推动了一项根本性改革。他们颁布《姓氏录》，重新评定士族等级，将武则天家族列入最高等级，同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均可自动进入“士族”行列。这一举措有效削弱了传统门阀的政治垄断，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

在军事方面，李治时期唐朝疆域达到了顶峰。大将苏定方率军平定西突厥，将唐朝的西部边界推进到阿富汗一带。在东北方向，唐军攻灭了长期与中原王朝对峙的高句丽。海上方面，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唐朝舰队大败日本战船，确立了在东亚的海上优势。

为支持这些军事行动，李治建立了高效的后勤体系。他提前在新疆库车屯粮近两万吨，相当于为远征军设置了“移动加油站”。攻打高句丽时，他专门研发了载重达60吨的运输船，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古代物流系统”。

尽管与武则天共享权力，李治始终保持着最终决策权。即使晚年因健康原因几乎失明，他仍创立了一套独特的理政方式：由太监诵读奏折要点，他口述批阅意见，再由秘书整理成正式诏书。通过这种方法，他在病榻上仍能指挥裴行俭平定西域，甚至在去世前三天还在处理吐蕃边境的紧急军务。

李治去世后，武则天继续沿用了他们共同构建的统治框架。她继承了李治打击门阀、重用寒门官员的政策，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那些为她所用的人才，以及她赖以理政的各项制度，大多是在李治时期培养和建立的。

在乾陵，李治和武则天合葬一处。陵园朱雀门外矗立着61尊藩臣像，它们身着各异服装，恭敬肃立，见证着那个海纳百川的时代。这些石像无声诉说着唐朝的开放与包容，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李治统治时期奠定的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李治给自己改名“天皇”，表面上看是一个称呼的改变，背后却是他与武则天共同探索的新型权力结构。这种二圣共治的模式，既源于李治的身体状况和情感需求，也契合了武则天政治抱负。它打破了一千多年来皇帝独揽大权的传统，为唐朝政治运作注入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