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某晚，油灯泛着昏黄的光，杨昌济提笔在日记里认真写道：“学生毛泽东，说他住的地方在湘潭和湘乡交界处……这般聪慧出众，实在难得。”

到目前为止，这份评价是对毛泽东才华最早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可。

这位独具慧眼的伯乐，正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是一位把一生抱负都放在“要培养栋梁之才撑起天下”的杰出教育家。

【伯乐非凡：杨昌济的“育才”理想】

能识别出千里马的人，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

杨昌济的一生，宛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途径的一个生动写照。

1871年的时候，杨昌济在湖南长沙的板仓这个地方出生了。

出身于有文化底蕴的世家，1889年时，年仅18岁的杨昌济顺利考取了秀才。

这时候的清朝已快走到头了，杨昌济接连两次参加乡试都没考中，只好回乡开馆教学生。

但他并不愿仅仅做个教书先生，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所有心怀壮志的人都在思索：中国未来的路在哪里？

带着这个疑问，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学习，还参与了谭嗣同发起的“南学会”，积极拥护变法并传播新思想。

没多久，戊戌变法就失败了，甲午战争也输得一塌糊涂，杨昌济这才明白，“不改革就没法活下去”。

搞改革得有人参与，那这些人该从哪儿找呢？

回首那腐朽不堪、岌岌可危、民众蒙昧的晚清时代，杨昌济深深意识到，若想让这个国家焕然一新，非得先从改变国民的思想做起不可。

要怎么调整表述呢？

杨昌济低头瞧了瞧手里握着的教鞭，那一刻起，便定下了用教育来拯救国家的决心。

1903年，杨昌济靠公费去了日本留学，先在弘文学院学习，后又到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深造，主要研究教育学，还给自己改了名字叫“怀中”，表达心里一直装着祖国。后来，他又到英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当地的教育制度，还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哲学和伦理学。

在国外学习了整整九年时光。

形形色色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像汹涌的浪头般冲进了杨昌济的脑子。

他先是抗拒，接着辨别，最后汲取。旁人无法体会，一个来自落后国度的人，在遭遇各种先进体制时内心的冲击，每当夜深人静翻来覆去，总会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寂所笼罩。

更多的是心中那份不服输，想把心里那团炽热的希望之火带回祖国，点燃一片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热潮。

把旧中国那些落后的东西统统消灭掉！

心中充满真诚与热情，学有所成的杨昌济在1913年回到了祖国。

最先向他抛出友好信号的，是湖南都督谭延闿。

杨昌济在国外留学那会儿，武昌起义的炮火已经把大清王朝彻底掀翻，一个全新的民国在东方的晨曦中诞生了。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给抢走了，等杨昌济回国时，看到的还是军阀混战、国家乱糟糟的景象。

谭延闿当时正是湖南的当家总督，同时还是湖南主张立宪那帮人的头儿。

他抛来的这个诱人职位是湖南教育司司长一职，可杨昌济想都没想就回绝了。他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个裹着糖衣的陷阱：表面风光无限，内里却尽是权力的明争暗斗。

杨昌济的目标，就是给国家培育出真正的栋梁之才。

1913年的时候，杨昌济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上了老师。

就在那年的春天，年仅20岁的毛泽东也成功考进了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在1904年并入了第一师范。

【璞玉初现：青年毛泽东的“俊秀资质”】

早先，毛泽东曾加入长沙的革命军，当了半年兵；后来，他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来改成了省立第一中学），但他觉得学校的教学方式太死板，就果断退学自己学习去了。

过了半年，他反复考虑后，觉得还是做老师最适合自己，便又回学校继续学习了。

人生的轨迹悄然开始变化。

说到底，老师最关键的任务还是教学生怎么做人。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正刻苦求学，他对知识和真理有着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让他与杨昌济彼此欣赏、相互吸引。

在一师的时候，对他影响最深的老师当属杨昌济。

杨昌济在一师教修身课的时候，跟学生们说要“把理想往高处提”，激励他们要“努力拼搏”，“充满活力”，“有主见”，能“站稳脚跟”，处理事情还得“细致入微”，“小事不谨慎，大事就容易搞砸”。对于学问，他觉得要“古今融会，中西结合”，而且自己得有分析批判的态度。

他一直尽力激励学生，要立志成为对社会有益、光明磊落的人。

这一切恰恰和毛泽东心里所期望的人格特质相吻合。

杨昌济一心盼着能有改变社会的人才出现，而毛泽东恰恰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1904年春天，学校陆续请来了一批既有深厚学识又思想开明的老师，像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这些人。和毛泽东差不多时候入学的，还有不少思想先进的年轻人，比如蔡和森、张昆弟、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就连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同考入了这所学校。

满屋子都是能人，世间豪杰多得像河里的鱼群。

杨昌济在长沙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在众多优秀学生里，他唯独对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最为看重。

1915年4月5号那天，他在日记里记了这么一段：“有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说他住的地方刚好是湘潭和湘乡交界那块儿……他爸以前也是种地的，现在改做买卖了，他弟弟还在种地，他妈妈家是湘乡的，也是种地的。这小伙子这么聪明出众，真是太稀罕了。”

是什么使得他对毛泽东如此看重呢？

从一件事里就能找到答案：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那会儿，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这个毛奇啊，其实是普鲁士那边一位知识渊博的将军。1917年6月的时候，一师搞了个评选活动，从品德、才智、身体这三个大方面，选了快二十个项目来评。全校四百多个学生都参与了，最后选出了三十四个人，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

别人都是在品德、智慧、身体这三个方面各自获得投票，能在三个方面都有得票的，就他一个。而且，他还独有“胆识”这一项的投票，评语写着“敢于冒险、积极进取，警惕性极高”。

有人讲想出名得赶紧，有人则说真正有本事的人往往是后来才显山露水。

毛泽东属于前面提到的那一类人。

他年轻时便才华横溢、胆识过人，早早地就显露出了非凡的能力。

1917年夏天放暑假时，他和已毕业的同窗萧子升一分钱没带，就徒步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两人各带一把伞、一个包，包里装着换洗衣物和笔墨纸砚，开始了一场让人称奇的游学之旅。

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跋涉了九百多里，途中结识了农民、船夫、富商、县长、寺庙住持等形形色色的人，撰写了洋洋几万字的游学记录。

那时他说话可能还不够成熟，但日后毛泽东形成的深入调查研究的习惯，从这时已能看出些苗头了。

这样的“长途畅游”可不止一回。

【双向奔赴：恩师的“栽木”之功】

毛泽东对杨昌济的学识和品德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对杨昌济讲的伦理学课入了迷，下课后常常跑去老师家里，一起探讨哲学和社会上的事儿。就连放假的时候，他也不回老家，天天步行到板仓杨家找老师请教。

杨昌济给毛泽东带来的首要影响，是帮他树立了精神层面的基石。

杨昌济提倡要有“拼搏劲头”和“担当社会的责任”，这成了毛泽东早期投身革命的核心思想。毛泽东在《奋斗自勉》里曾言：“跟天斗，乐趣无穷！跟地斗，乐趣无穷！跟人斗，乐趣无穷！”——这正是对老师思想的传承与践行。

1914年的时候，毛泽东牵头成立了一个学哲学的团体，还专门请了杨昌济来当指导老师。

1917年，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一起组建了新民学会。

五四时期，新民学会是最早出现的新型团体之一，它的成立是为了聚集志同道合的人，打造新氛围，以便开展共同行动。

起初，它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品德的提升，政治方面的色彩还不明显。但后来，随着大家深入探讨，成员们的理想变得更远大——他们不再只想走杨昌济老师那样专注学术和教育的路，而是开始积极关注政治，探寻中国的发展方向。

此刻，成员们大多快要毕业或者已经完成学业，毛泽东也在1918年告别了师范求学生涯，25岁的他该走向哪条道路呢？

杨昌济老师给他的第二个重大改变，是让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

1918年，法国来中国招工。蔡元培、李石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发起去法国边做工边学习的活动，当时杨昌济已在北大哲学系教书，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家乡的人。

毛泽东觉得这是个可行的法子，杨昌济也特别盼着毛泽东能参与，觉得这能帮他筑牢长久发展的根基。

就这样，在1918年，毛泽东与萧子升、张昆弟等二十五位年轻人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这也是他们头一回离开湖南。

去法国工作的路子困难重重，几经周折后，华法教育会的头头们陆续在几所学校搞了留法预备班，让湖南的年轻人来上学。毛泽东为这事儿跑前跑后，最是卖力，可由于各种缘由，他最终没能进预科班学习。

不上大学的话，就得找份工作，挣点钱养活自己。

毛泽东在长沙时已有些名气，可到了北京，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小青年。

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时，杨世昌四处托人帮忙，经他引荐，校长蔡元培写了推荐信，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便在图书馆给毛泽东安排了个临时工作，让他负责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即现在大家看报纸的那个阅览室。

一个月能拿到八块大洋的薪水，在那会儿算是挺不错的了。

北京成了新思想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更是聚集了众多才子，各种观念、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大放异彩，这样的环境，是毛泽东在湖南时完全没法体验到的。

这个阶段，他结识了不少新文化界的知名人物，还加入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思想又一次实现了飞跃。

让人更为高兴的是，毛泽东这会儿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谈起了恋爱。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念书那会儿，杨开慧还没到十五岁，现在却已经长成十八岁的标致姑娘了。她既懂礼数又有见识，思想也很前卫。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常去老师杨昌济家走动，几次见面后，和杨开慧慢慢产生了感情。

他们不仅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还是携手同行的知己。

在京的不到一年里，毛泽东不仅让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还找到了相伴一生的爱人。不过，他与杨昌济的师徒情谊也快要画上句号了。

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教书后，工作任务变得非常繁重。

他除了要讲课，翻译西方哲学书籍，创办北大的哲学研究社团，还得助力青年活动，像支持湖南的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举荐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当助手，这么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很快就让他病倒了。

1919年冬季，杨昌济生病住进了医院，病情迅速恶化，形势变得十分危急。

躺在病床上，他心里装着数不清的牵挂，有年幼的孩子、年老的伴侣，还有国家那未知的未来……更有他视为心头肉的学生们。

国家的未来全靠他们来支撑，一想到他们，杨世昌眼里就闪起希望的光芒，但这光芒很快就黯淡下去了。

他们年纪尚轻，可革命的征程却如此漫长，外界的挑战又如此严峻，身为老师，他只能陪他们走一段路，这怎能不让人担忧呢。

生命垂危之时，杨昌济抖着双手，握起毛笔，给老朋友、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毛先生和蔡先生这两位，都是当今的杰出人才，一定要好好重视他们啊！想要拯救国家，就一定得倚重这两位。

这封极力推荐的信，成了他留给中国未来的最后叮咛。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章士钊在不少政治场合里都帮了毛泽东大忙，没辜负好友对他的期待和信赖。

1920年1月17号那天，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的德国医院里突然离世，当时他才四十九岁。

这时，毛泽东正好在北京开展驱张活动，他亲自为老师守灵、筹集善款，还护送老师的遗体回到了长沙板仓老家，始终铭记着这份师生情谊。

杨昌济没能活过五十岁，可他的精神影响却极为深远。他的抱负和精神的延续，借由众多湘中优秀人才得以传承和发扬。他最为得意的两个弟子——毛泽东和蔡和森，也如历史预先写就一般，成了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长天巨木，永念栽育之人】

杨昌济离世后的那几年，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大放异彩，证明了老师的先见之明。

1920年的时候，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还开了个文化书社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1年，他前往上海参与中共一大的会议，平时话少且行事谨慎，并不显眼，但被人称赞为“做事稳重又谦逊，讲究实际”——这种风格在他后来领导工人运动时表现得更加突出。

之后的几年里，毛泽东稳扎稳打地向前迈进：领导工人斗争、发动秋收暴动、创建红色政权……其实在他担任党的领导人之前，就已经充分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也可以说，正是多年的积累和磨砺，才铸就了这位照亮新中国的耀眼领袖。

那些曾目睹朝阳初升的人，如今却已深埋黄土之下。

1949年6月，毛泽东特意前往北师大宿舍看望他以前的老师黎锦熙。

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大喊“毛主席万岁”，他笑着摆摆手说：“这都是你们教育得好哇。”

这话，恰恰是对杨昌济这些开启教育之光的人最诚挚的敬意表达。

翻开历史画卷，那位在板仓昏黄油灯旁认真批改学生文章的老师，那位在北大病房里提笔为学生写推荐信的师长，早已不只是毛泽东成长路上的领路人，更成了中国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精神象征。

杨昌济亲手种下的那棵参天大树，最后撑起了这个古老国家崭新的天空。

这，便是教师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参考材料如下：

《关于杨怀中先生的往事点滴》

《聊聊杨昌济的道德观念以及他是怎么影响毛泽东的》

《新民学会相关材料汇编》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撰，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生平故事》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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