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宣传画

1958年，我时任北京农业大学（现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员，遵照农业部的指示，被下派至当时赫赫有名的“跃进县”——河北省的徐水县。那是一个行动迅速的年代，决策一经宣布，短短一周后，我们便整装待发。

为响应毛主席的召唤，我毅然决然地克服了家中重重困难，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斗志，加入了拥有402名成员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1958年8月28日的上午10时45分，我在永定门登上了火车，经过一番旅程，于1小时零9分钟后抵达了徐水。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被称作“跃进县”的著名地方所经历的种种，竟让我如堕云雾之中。这最终使我从狂热的迷思中苏醒过来，成为了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乃一贫瘠落后的县城，民众生活困苦，常年遭受旱涝之灾，解放前……下关东高耸的玉米直刺云霄，体型庞大的肥猪挤破了围栏，孩子们坐在巨大的南瓜上嬉戏。我们抵达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聆听我们的报告，众人无不既感惊讶，又备受鼓舞。

他介绍道：自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历经三个月的艰苦努力，成功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整治了27座山头，开凿了5000眼井，挖掘了超过500里长的水渠，投入了8万个劳动力，完成了240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工程。若将这些土石方铺设成1米厚、3米宽的道路，其长度足以连接北京至武汉。如今，徐水地区已实现旱涝无忧，即便遭遇严重干旱，夏收作物的产量也同比上年增长了1.5倍。秋季播种了80万亩土地，其中35万亩种植的是密植甘薯，每亩种植4000株，晚熟甘薯的种植量预计将达到7万株。目前，作物长势旺盛，甚至出现了几片“高产田”，其中玉米单株可结8穗，白薯单株重量可达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株可结60个棉桃，最多可达100个。听闻此情此景，众多农业专业的教师无不为之咋舌。

谈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满怀信心地宣称：徐水将铸就五大壮举，分别是培育出体重达4000斤的猪，实现每亩10万斤的谷子产量，种植出单个重量达到100斤的南瓜，达到每亩25000斤的高粱产量，以及每亩产出高达100万斤的甘薯。

随后，他满怀激情地向我们讲述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经过。8月4日的下午3时，毛主席抵达了徐水，直至晚上7时方才启程离去。他抵达徐水后，便开始了深入的视察工作。大寺各庄如果各地各县都获得丰收，该如何是好？最终，他提出了解决办法：可以增加餐次，一天吃五顿；也可以适当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让人们半天工作，半天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参与文化娱乐活动，兴办学校等。

事毕，县委迅速对毛主席的倡议进行深入研讨，果断决策扩大细粮的生产规模，将原本计划放甘薯“卫星”的举措转变为放小麦“卫星”。当晚，全县范围内的电话会议随即召开，及时传达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宝贵指示。全县三十余万民众为之振奋，欢声雷动，通宵欢庆。各乡镇纷纷立下誓言，承诺小麦亩产务必突破两千斤大关，并誓言要让各条战线上放出的“卫星”连成一片，将天空中的繁星尽数遮蔽。

在次日举行的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大跃进大会”上，正式宣布了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紧接着，在6月至7月间，由全县250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100多个大型合作社，在短短一夜之间，又重新组合成了7个人民公社。这些公社均遵循“一大二公”的原则：生产资料实现完全公有制，取消了自留地制度；社员的衣、食、住、行均由公社统一负责，从新生儿出生到接受教育，所有费用均由公社承担；老年人入住幸福院，婴幼儿则进入托儿所，全体社员共同在食堂用餐；生产劳动则按照军队的营连编制进行组织。

8月6日，中央农村部副部长陈正人(他和谭震林到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最终在1963年踏入共产主义的门槛。

王天章最终需强调的是，目前仍有众多人士对设立食堂持反对态度，这实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此类反对者往往来自地主富农阶层。为此，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辩论活动，并将2000多名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削弱他们的反动情绪。截至目前，共建立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口中已有31万人加入了食堂。然而，近期接连发生两起投毒事件，导致食堂内500余人中毒。部分富裕农民甚至采取极端措施，将水井填埋，将石磨石碾藏匿，甚至不惜宰杀家禽家畜和耕牛。他强调，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它们正是阶级斗争的鲜明体现。

踏入徐水之地，我们便耳闻了这令人振奋的报告。尤其当我们意识到，此处将见证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试验，马克思的愿景不再遥不可及，未来的憧憬近在咫尺，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激动，共识为这难得的机遇。然而，报告中所提及的……那些丰产指标，我们众多农业专家在私下里不禁心生疑虑。应深入基层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安顿好下放大队之后，首要的活动便是组织大家前往大寺各庄参观了一片丰产田，这里的景象着实令人惊叹。这里不仅有“粪堆白薯”——即在粪堆上种植的秧苗，还有“宝塔萝卜”——通过层层叠土，每层种植一圈萝卜，形成宝塔状；更有“密植谷子”——密集排列如韭菜，利用竹竿和竹篾搭建支架以防止倒伏，目标是实现亩产三万斤。然而，经过深入了解，这些高产田实际上是通过超常规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施肥量“人工制造”而成，仅为展示之用。而在广阔的田地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这样的产量是不可能实现的。

毛主席，您老人家可能受到了误导！为何您只关注路边的这两株棉花，而没有深入田间一探究竟呢？

“为何不使用农药进行防治？”村干部回应称农药短缺。于是，我们这支队伍连续数日投身于捉虫的辛勤工作中。

随后进入了秋季的耕作播种小麦阶段。依照上级的命令，要求将土地深翻至三尺深，并组织农大教师和学生夜间驻扎在田头，连续奋战两周，使得翻土的工作仿佛是在挖掘水渠。农学系的教师提出了质疑：将生土翻到地表真的可行吗？而队干部回应道：增加施肥量。然而，当学生们将全村的厕所粪便全部挖出，一桶桶挑运到田里，与黄土混合后，每亩地也只有寥寥几堆，而且这些肥料还未充分发酵成熟，便不得不急于使用。此外，还需进行密集种植，播种量比往年增加四五倍，实在难以预料来年的收成。师生们在田地里彻夜劳作，有些人累得直接躺在地上入睡。我不禁想，这种无序的指挥方式，难道就是所谓的“大跃进”吗？

9月7日，我们聆听了关于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会议的总基调是继续推进“大跃进”的步伐。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尤其是其中一句：“共产主义在我国即将实现，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另外，中央对农业发展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决定由党委书记亲自抓工业工作，目标是生产1070万吨钢，此举措被形象地称为“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并未目睹农业发展的辉煌成就，反而只见那些小规模试验田中所谓的“丰收”，却缺乏推广价值。与此同时，广袤的农田依旧沿用最原始的耕作方式，依靠手工捉虫、人力挑粪，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相去甚远，这与共产主义的理念相距何其遥远。

那么，王天章本报告中所提及的高产丰收数据是如何产生的？我在亲身参与劳动的过程中揭露了这一奥秘——丰产靠算盘算出在收获红薯的那天，队长亲自前来核算产量。他发现我们挖掘出的红薯中，有一棵竟长出了好几个硕大的白薯，一称竟有十几斤重。于是，他询问了这亩地插种了多少薯秧，得到的答案是4000株。他随即熟练地拨动算盘，一番计算后，亩产8万斤的数字便跃然纸上。然而，由于种植过于密集，田地中仍有大片空出的地块，那里一个红薯都没有结出，这些空地并未被纳入他的计算之中。计算棉花的产量亦是如此。

面对此情此景，我开始对王天章所报信息的真实性产生疑问。我忧虑地揣测，既然基层干部普遍存在严重虚报现象，那么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否真的依据这些不实的数字作出了“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判断呢？

但是真相隐匿，假象遍及。徐水，作为先进典型的代表，正以坚定的步伐不断前行，同时亦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扶持。自8月毛主席亲临视察以来，9月，中央组织部部长亦对其表示了深切关怀与支持。安子文到徐水，要求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

9月20日，县委正式对外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施供给制的试行草案》。根据该草案，公社将全面承担“十包”责任，即涵盖生老病死、衣食用品，乃至洗澡、理发、观赏戏剧等各方面，所有需求均由公社一力承担。此外，粮票制度亦被废除，人们得以随心所欲地享用美食。每人获得一张券，可在供销社兑换等量的布料。然而，就在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料被一抢而空，导致晚到者空手而归。

9月9日，中央党校副校长艾思奇待徐水言道：“徐水堪称理论工作者最佳的课堂，吾等皆应亲临此地一观，向徐水的人民学习。”值此10月1日之际，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抵达徐水后，我特意前往商庄公社，为农业大学的师生们做了一场报告。根据后续的统计数据，自1958年3月初至10月底，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930余名外国友人以及3000多家国内单位派员前来徐水参观，此举使得徐水的知名度在国内外显著提升。

“这是中国的特色，我们能够率先实现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理念有望首先在一个国家实现”等，不一而足。而实践中所暴露的矛盾与问题，则被一股脑地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不足”以及“干部能力欠缺”等因素。众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本人）的政治视野，在“共产主义”的幻象面前显得模糊不清。

如此炼铁

在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生产1070万吨钢铁之际，徐水县委迅速响应，紧急部署，于县城内搭建了众多土高炉，正式拉开了大炼钢铁运动的序幕。

为了紧密围绕这一核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委派我担任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然而，正当我着手组织部分师生准备踏上征程之际，县委的通知再次传来，要求我前往县城参与共产主义教育工作。鉴于炼铁工地同样位于县城，大队决定让我同时肩负这两项职责。因此，我先行至工地，妥善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紧接着便前往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该办公室的负责人正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的主任。许邦仪此外，工作人员中还包括了来自高级党校、新华社以及清华大学的下派干部。

根据问题许邦仪一针见血地指出，徐水的工作呈现出指标过高与夸大其词的倾向。在聆听完我们的工作汇报后，他明确指示，对于存在问题的县委干部，一方面要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则需进行适度的批评，但务必避免过于严厉的指责。他强调，任何发现的问题都应立即汇报，这些案例可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随后，他指示我们分赴各地开展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依据实际情况创办流动党校。针对我的个人情况，他被分配到炼铁工地以及商庄公社（农业大学的下放地点）进行具体工作。

当日，我重返位于徐水车站旁的工地上，只见人潮涌动，小高炉密布，工人们无一不是健壮的青年。我们的宣传队驻扎在指挥部旁的一座大帐篷中，大家只能就地铺席而眠，实际上，一天中能脱衣入睡的时间不过寥寥三四个小时。踏入这充满活力的现场，我的血液也随之沸腾。尽管徐水充斥着诸多虚假之物，但人民的干劲确实存在。他们确实无条件地听从党的指示，服从命令，严格遵从指挥。

经调查，最初的情景并非如此，炼铁工地的设立亦经历了一番波折。早在八月，此地便已开始了炼铁作业。当时，各公社均视此为额外负担，不愿派遣健壮的劳动力。工地仅剩下二十余名妇女，更有甚者，一些村庄甚至派出了十几岁的孩童充数。工地上仅有的设施是土筑的简易闷炉，用于生产所谓的“墩炉铁”。工人们需自备粮食与炊具，在树木间搭建的临时棚屋中居住，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然而，随着九月份北戴河会议精神的广泛宣传和贯彻落实，得知这是党中央的决策，毛主席的号召，徐水人民迅速响应，各公社纷纷派出健壮的劳动力前往县里，积极参与大炼钢铁的运动。

在公社的统筹下，整个工地被划分为多个战区，各区域积极投身于劳动竞赛。在这些战区中，一座座颇具规模的小高炉拔地而起，由公社统一提供“铁引子”——即废铁，以及焦炭。鉴于缺乏技术人员，公社特意从外县聘请了几位经验丰富的炼铁师傅担任指导，并将县内擅长制作农具和马掌的工匠们组织起来。由于缺乏鼓风机，工人们便依靠人力拉动风箱，为小高炉提供必要的风力。

身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我亲历了当时如何“寻觅”废铁的过程。某日，我在劳作之际，一名同学召唤我前去接待一位来自区里的干部，他姓郑。抵达队部后，我发现他正对队干部大发雷霆。他强调，县里的小高炉已建成，而公社的高炉急需铁引子，若不及时运送，高炉将被迫停火。他责令立即组织人力，将废铁送往工地，否则将自负其责。队干部辩称，各家送来的废铁早已悉数送往工地，家中已无剩余。那名区干部则宣称，今日他要让众人见识如何“寻觅”废铁。

“这就是废铁，搬走！”在场所有队干部无人敢出声反驳。

我禁不住感叹道：“这分明是一口上好的锅具！”他望着我，知晓我是一名下放干部，语气中带着些许缓和地说：“既然大家都吃食堂，这小锅灶也就变得不再需要了。”话音刚落，他便转身朝着第二家走去。如此一圈下来，村中那些所谓的“废铁”已被我收集了数筐。每当他挥锤砸下，我的心便不由得紧缩几分。

多次欲挺身制止，却见队干部轻触我衣袖，贴近耳畔低语：“刘老，别多言，无济于事，各村落皆如此行事。听闻有位大学教授因谏言，竟遭批斗之辱。”待各家锅具尽毁，一称尚不足其簿册所记，转身又欲毁队中水车。我终究按捺不住，上前劝阻：“水车乃生产之必需，麦田灌溉不可或缺，岂可毁之。”他目光锐利地瞥我一眼，反问：“你敢来当这区域干部否？”我一时语塞。他转向队干部，下令：“砸！”接连毁坏了三辆水车，方才达标。他随即命令将“废铁”急送工地，未及告别，怒气冲冲地赶往下一站“寻觅”铁源。

凝视着小高炉旁如山般堆积的“废铁”，回想起它们的来源，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曾走访其他村落，调查了解他们收集铁引子的情形，发现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搜罗”而来的。我逐渐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由于上级下达的硬性任务和指令所导致的。若基层干部因未能提供足够的铁引子而导致小高炉熄火，上级便会追究战区负责人的政治责任，甚至可能面临“拔白旗”或被批斗的命运。无奈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实施了一场公开且具有破坏性的掠夺。

获取铁引子的方法是通过“砸”来获得，至于焦炭和煤，农户难以获取，因此只得前往钢铁厂“搜寻”。据悉，各战区都暗中组织人员前往本县或邻近县的钢铁厂进行“搜集”或“借用”。起初，土高炉因有焦炭供应，确实成功炼制出了铁水，这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村民们纷纷敲锣打鼓地向县委报捷。

“为了多出铁水，即使淹没美国佬也在所不惜！为了共产主义，每个人都要全力以赴。”还有一位退伍军人，几日几夜未曾离开炉火，炉子的风口堵塞，他不顾危险，戴着湿手套深入炉内掏砖，尽管手部烧伤，他依然坚持工作……

民众的热情的确高涨，然而，中央决策者发起的脱离实际的“大跃进”以及大炼钢铁的行动所带来的恶果，却极大地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土高炉连续炼制数日后，焦炭告急，无处寻觅，指挥部无奈之下只得改用木柴和煤炭。进入11月，炉内温度不达标准，铁水熔化不足，导致铁水无法流出，炉内堵塞。尽管建设者们热情高涨，他们仍然挑战科学，炉长率先以身作则，披着浸湿的棉被，钻入高温逼人的炉膛，试图砸开堵塞的铁块。众人轮流砸击，每砸几下便需退下，用工具将炉内凝结的煤铁混合物撬出，各战区将这些混合物上交。在徐水火车站，此类“怪物”堆积如山，却不知这些堆砌的成果送往钢铁厂将有何用，而这些所谓的“成绩”也将被计入当年的钢铁产量统计中。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毛主席因我提出大炼钢铁运动“得失参半”的观点而予以严词斥责，认为我故意将其描述为“得大于失”，试图抹黑这一历史事件。然而，根据我在徐水亲眼目睹和耳闻的情况，实际情况更应被称作“毫无所得”，甚至导致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与损失。如此一笔“得失”账究竟该如何清算？

办流动党校，实现“过关”。

在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的理论宣传岗位上，我时常感到思想上充满困惑与无奈。那些理论书籍中的基础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频频发生冲突，让我难以开口，或是无言以对，真是让人苦不堪言。

我将钢铁工地情况告知。许邦仪汇报完毕，他对我说道，当前炼铁工地聚集了众多来自各公社的领导干部，这正是一个举办流动党校的绝佳时机。他嘱托我先行在工地尝试举办一两期，积累经验后，再行推广。

“嘿，大家醒醒！”由于他们辛勤劳作一整天，早已疲惫不堪。然而，当我谈及谎报产量、破坏工具、损毁水车以及强迫命令等突出问题，听众便立刻精神振作，纷纷窃窃私语。

我适时提出问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这样一个无压力的环境中，大家勇于直言，普遍认为上级设定的目标过于严苛，无法实现的结果只能是降职或挂白旗，因此只能选择虚报数据。而虚报虽有时能得到奖励，但长远来看，问题依然存在。对此，我指出，虽然上级设定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客观因素，但我们作为干部，不能只顾个人利益，而忽视了群众和党的根本利益。即使虚报产量能暂时得到表面的荣誉，但若上级根据虚报的产量调拨粮食援助贫困地区，那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们每天只能吃白薯粥，正是这种不实报告的严重后果。

大家同意我，却问。你所说得非常对，但面对分下来的工作，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硬着头皮激动地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论面对多大的压力，都应把保护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向党讲真话。多少先烈就是这样做的。”我只能用这完全正确的原则回答他们了。我自感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形势下，理论工作者在现实面前却如此无能为力。

这期流动党校颇受欢迎。许邦仪领导的赞誉之声，称赞此次活动独具特色，提升党员干部的觉悟乃根本之道，其影响长远而深远，勉励我持之以恒地继续推进。他已部署下一期流动党校的教育重点，即深入宣传如何度过“十关”：劳动关、集体关、家庭关、分配关、既为官又为民的关隘、等级关、生活习惯关、道德关、差别关、以及听从党的指示的关头。他如是说。公社化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因此经历深刻变革，衍生诸多新问题、新矛盾。若不从思想层面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事业将难以成就，更遑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他着重强调，这“十关”不仅是对农村干部的挑战，也同样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构成了严峻的考验。

我依据这“十关”对干部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调查，并融合个人经历，着手准备党课教材。以“劳动关”为例，我调研了一位女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邀请她亲自传授移栽大白菜的技艺，以此阐述“大跃进”运动不仅要求人们投入体力劳动，更强调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至于“集体关”，在调查中我发现，许多干部误以为“一切归公”即实现了集体化。对此，我指出私有观念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集体化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私有观念的消除同样需要我们付出持续的主观努力。

调查家庭关系与进行自我反省的过程让我倍感尴尬，我深刻意识到自己在这两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每当我目睹当地幼儿园的孩童在泥泞的土地上嬉戏翻滚，便不禁想起那些留在北京的同龄伙伴。母亲频寄急信，家中长子不幸中毒于蓖麻子，次子正因脑膜炎在医院全力救治，幼子亦深受蛔虫病之苦。而我却在此口硬心软地宣扬将孩子送入幼儿园以释放生产力的理论。一位妇女干部当场尖锐地反驳，指出众多妇女劳动力并未真正得到解放，她们多因照顾孩子而无法外出工作。面对她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内心深处，我也在反思：那些肩负着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当权者，他们自己是否已经通过了这一关？这难道不是对基本人性和常理的背离吗……随着调查的深入，我的讲座越来越难以继续。流动党校关于“过十关”的教育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坚持实事求是，这才是对党忠诚的真正体现！”他们听后摇头叹息。经过理论与实际的碰撞，我终于领悟到，在那个历史转折时期，盲目的追随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听党的话”。我们应当依据实践来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正确与否，这才是唯物主义者应当秉持的“听党的话”的方式。

因此，我重返校园后，便与徐水下放的经历相联系，为学生授课，对“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进行了批判，学生们对此反响热烈。尽管不久后我因被视为持有“右倾思想”而受到批判，指责我否定了徐水所取得的成就，但我坚信，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真知灼见对我的后半生具有深远的影响。

1958年记忆犹新。

【作者简介】

刘炼，女，1925年7月1日生于上海，原名刘淑庄，祖籍河北安次，后迁居天津。她是我国中共党史学科的杰出学者，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943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6年，奔赴晋察冀解放区，投考华北联合大学，并改名刘炼。1949年，调入北京农业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任政治教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任教。1983年被评为教授，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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